教师也是社会人，要养家糊口，过有尊严的生活。 当光靠组织和工资明显不够的时候，我大概就只能找一些副业来填饱钱包了。
第一类副业：其他类型
先说其他类型，因为它们不是主流，与教师工作关系不密切，所以不在教委的禁止范围之内。
这些副业包括：炒股期货、投资房产、写文章赚稿费、去夜店搬砖筛沙赚人工费、做科研做项目赚项目费、开实体店等等。网上商店出售商品并赚钱等
教书的两年里，我做过一些股票交易（先盈利后亏损），写了两本书，并一直在从事国家清史编纂项目。 这些副业给了我一些收入，比我的工资略多一些。
这是教师职业的主流副业。 来说说重点吧。
当我上大学时，我的一位同学作为勤工俭学项目的一部分担任导师。
记得有一个同学有一个导师，是一个高中高年级的男生，专业是美术，成绩很差。 有多糟糕？ 历史课满分是150分，我模拟考了15分。 经过这位同学两个月的精心辅导，这个孩子在第二模中进步很快，考试得了40分。 虽然还是没及格，但成绩却提高了一倍多，家长们都很欣慰。
我向同学们询问他们成功的秘诀。 他只说了两点：一是孩子基础差，但他们很聪明，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只要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他们的成绩就能提高。 其次，激发兴趣的方法是和孩子一起做游戏，让他听你说话。 做一小时的作业和一小时的游戏作为奖励。 如果你和他相处得好，他也会听你认真的教诲。
这位同学沉迷于游戏，提高了孩子的成绩，还赚钱了，一石三鸟。 这种教学方法给了我一些启发。
从大四开始，由于我是学士和硕士一起学习，所以我也有时间当导师。 与辅导公司签订合同。 辅导公司充当中介。 他们一方面向学生家长收取高额费用，另一方面找大学生当导师，每月向他们支付考核费用。 工资总额与高额费用的差额，扣除必要的运营成本后，就是辅导公司的利润。
这种辅导公司其实就是“学而思”的原始形态。 他们向家长拍着胸脯，明码标价。 比如，把孩子的成绩提升到二级成绩需要多少钱？ 孩子分数提升到一级分数需要多少钱？
至于最终能否取得高考成绩，就看缘分了。 因此，每次去补习公司领工资的时候，总会遇到家长过来抱怨，甚至咒骂。 无非是花了那么多钱，结果却没有达到目标。
读大学时，我接手了两位导师的工作。 每周4小时，每月16小时，每小时约50-60元，每月800-960元。 2003-2004年，这在大学生中算得上是高收入了。
但家长按照一线的标准向辅导公司缴纳了1.8万元的费用。 综上所述，辅导公司确实赚得盆满钵满。
我非常敬业。 我不仅每次不厌其烦地坐公交车去讲课，而且还主讲并教给学生尽可能多的解题技巧和方法。 有时候赶不上时间，就去学生家吃晚饭，甚至过夜。
这两个男孩的基础很差。 当我接手时，我几乎一无所知。 几个月后，他们全部通过了二线。 虽然与父母的期望相去甚远，但从现实来看，已经超出了标准。
学生时代当家教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我靠勤工俭学解决了温饱问题，不再需要父母负担我的学费和生活费。 其次，我坐公交车到处走走，熟悉了北京这座城市，这为后来研究房地产、写房地产博士论文奠定了基础。
参加工作后，我得到了更多的辅导机会。 不过，和大学生当导师教所有科目不同，我下班后就出去当老师，所以我只负责历史课。
由于学文科的女生很多，所以我带的辅导生都是女生，有大四的，有大二的，都是辅导公司作为中介介绍的。
历史课与其他学科不同。 它们是高考二级科目。 家长和学生通常对他们关注不够。 他们通常要到考试前一两个月才开始学习。
学习的方法要么死记硬背，要么请导师帮你背。 看来只要找到家教，一切都可以搞定了。 这个想法也是有问题的。
家教是一对一的教学，对孩子起到密切的引导和监督作用。 孩子的落实、消化、吸收更重要。
我辅导的一些学生成绩不错，考上了第一线，进入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和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这些孩子有一定的基础，需要引导和梳理。 对我来说，教这样的孩子很容易。
当然，这些孩子对自己的实力也有客观的评价。 他们并不执着于在北京竞争，而是报考北京学生不愿报考的其他地方的非985院校。 竞争相对不那么激烈，难度也低很多。
我照顾过的一些辅导学生很奇怪。 让我给你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去北大妇产医院附近的家庭医院给孩子讲课。 我记得这孩子长得非常好看，高二，文科专业。 我相信她现在应该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但我当时并不关心外表，只关心如何教好课。
孩子的叔叔和奶奶坐在我和孩子的后面。 我讲了两个小时，他们听了两个小时。
也许他们听腻了，就离开了一段时间。 我低声问孩子：你喜欢这样的教学方式吗？
孩子说：我不喜欢。 两人坐在后面，像间谍一样监视着，尴尬极了。
我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我只去过这个家一次，没有第二次。 因为第二天下课后，据说孩子的奶奶和叔叔向辅导公司投诉，说我教孩子一些废话，不认真。
补习公司的老板向我汇报了这个消息。 我笑了两声：我的孩子对学历史不感兴趣。 我给她讲一些历史笑话（不是色情笑话）来逗她开心，让她感兴趣，进入心情。 这是“不正常”吗？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我给老板留下三句话：我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我给孩子补习课，两个家长坐在后面的沙发上听的情况。 这就像监视一样。 就连孩子自己也对这种高压管教感到厌恶。 我想这孩子一定会被他的父母欺骗。 如果两位家长担心男老师不认真，那就应该给她派一位女老师。 我实在是无力侍奉她。
第二个例子：我去东边某巷子的一个院子里辅导一个女孩。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大院，和《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一样。 几户人家挤在一个院子里，院子是私建的，没有多少隐私。
这个女孩基础比较薄弱，所以我帮她整理了一些知识线索。 下课后，我又呆了半个小时，和孩子的爷爷聊天。
在这个大院里，有两栋房子，属于孩子们的爷爷。 孩子的父亲家住朝阳区东四环石佛营，但由于那里没有名校，家人就尝试把孩子的户口放在爷爷家，孩子就在东四附近上学。 高中时，他考入了东城区一所三流学校。 中学（教学质量也优于朝阳区二流学校）。
以前，孩子们都是从东四环坐公交车去东城上学。 由于交通拥堵，每天来回需要3个小时。 我的父母都是上班族，没有时间接送，所以一切都得我自己做。 后来我实在厌倦了到处奔波浪费时间，就干脆住在爷爷家，就近去上学。
爷爷家是平房，和石佛营的楼房相比，条件艰苦很多。 不过，为了能睡得久一点，我也得忍着。
我猜想，孩子现在基础薄弱，很可能和他每天上下班，在路上浪费时间，导致在学校上课效率低下有关。
我给孩子补了几门课，高考也考上了。 没有对结果进行反馈。 我的感觉是没有太大的改善。 毕竟，历史课的分量有限。
第三个例子：到西四环金雅园社区做家教。 这是距离高考还有一个月，我接下了一份“救火”工作。 为孩子提供5节补课，每次2小时。
我第一次问我的孩子们：你们能告诉我负责开辟新海路（地理发现）的航海家的名字吗？
孩子的回答就是三个字：不知道。
我又问她：老师上课有教你吗？
孩子的回答只有四个字：不记得了。
我没脾气了我别无选择，只能在地图上绘制并说明迪亚兹、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航行。 接下来，我们将概述新海路开辟的历史意义，以及随之而来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殖民扩张，从而为全球化的到来提供地理条件。
课后，我给她布置了一个口头作业：她必须消化并吸收我所说的内容。 这些都是快速宝石。 她同意了。
第五节课，我又上来问她：她能告诉我负责开辟新海路（地理大发现）的航海家的名字吗？
孩子的回答只有四个字：不记得了。
我又问她：我第一节课就告诉过你了，你现在怎么不记得了？ 我不是让你课后复习吗？
孩子的回答就是三个字：没时间。
我继续问她：你每天都在忙什么？
她回答：我很忙。 白天，我在学校上课并做题。 晚上我回家，6点30分吃完晚饭，你就过来给我补课。 赶到8:30后，离开的时候已经快9:00了。 然后我就开始写白天老师布置的作业。 做完之后已经12点了，我赶紧洗漱睡觉了。 说实话，我没有时间消化你给我的东西。
我又问她：我不是每天给你补课的。 你真的没有时间消化吗？
她回答：我父母给我报名了一个月的强化班。 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等六科教师，每科5节课，每次2小时。 从5月8日到6月7日。
我震惊了：6月6日晚上，我正在准备第二天的高考。 6月7日晚，高考两门课程已经学完，第二天还有考试。 这两天晚上要补课吗？
她点点头。
我无语。
这难道不是鼓励成长的现实版吗？ 钱花完了，课补了，孩子根本没有时间去消化。 说到底，他们还是一头雾水。 这样的补课除了让孩子们头脑更加混乱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离开时感到非常失望。 几天后，高考举行了。 我没有得到关于她考试成绩的反馈。 不过，从这种循环补课的效果来看，我恐怕考试考得不好。
这就是三个例子。 孩子学习不好，孩子自身因素固然重要，但有些家长急功近利，反倒没有给孩子创造一个积极有益的学习生活环境，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素。 这个教训是非常惨痛的。
听说北京市教委现在严禁在职教师补课。 以后恐怕很难找到这样的例子了。
这些补课大多集中在每年的5月。 收费标准为每小时150元。 我工作努力，同时承担几份辅导工作。 晚上和周末出去跑步每月可以赚5000元左右。 再加上我的月薪2700，在当时还是很可观的。
然而一个月只感觉吃饱了，还要站在公交车上（很少能挤到座位），跑来跑去，在家补课，很辛苦很累。
这已经是当时一个年轻的历史老师所能达到的巅峰了。
高考的一线主科数学、英语、语文等各有不同。
以数学为例。
我一开始教书，就听到了一个传说。 我的一位同事是数学学科带头人、高级教师、市骨干、区骨干。 他40多岁了，暑假期间提供数学课外辅导。
因为她的名气，邀请她的家长太多，她就把孩子们聚集起来，送到她家补习。 组建一个班级，将一对一教学同时变成N组一对一教学。 其实就是小班教学。 收费按一对一价格计算。
由于她不需要通过辅导公司，所以还节省了中间费用。 所以她的出场单价比我高，而且人数比我多，所以每小时补课的总经济效益更大。
暑假结束后，她把收到的钱寄到4S店，给自己买了一辆POLO。 这是2004年的事了，德国掀背车POLO，满配的话至少要8万元。
她说话很快，性格也很凶猛。 孩子们对她充满敬畏，也被她折服。 在我们年轻教师眼里，她就像神一样的存在，我们崇拜她。
另一个例子来自一位同事的妻子。 22岁本科毕业，到老城另一所中学教高中数学。 我也觉得工资不高，就开始做副业，承担了很多家教的工作。 一个月后，我的副业收入一万块。
然而，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女孩来说，这样的辛苦工作太辛苦了，对身体的负担也太大了。 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
一对一辅导其实是全国中小学教师常见的副业。 即使教委一次又一次“清理规范”，“野火不灭，春风又吹”。 毕竟有真正的市场需求。 而且，在职教师身处教学第一线，熟悉教材和教学规则，有针对性地补课，往往收到良好效果。
除了一对一辅导之外，网校也是课外辅导机构提供的培训形式。
网络学校一般依托知名中学办学，通过互联网完成整个教学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四中等网校非常有名。
不过，线上学校也提供线下教学，这与课外辅导机构没有什么区别。 邀请一些在职教师进行面授、小班授课、周末授课。
我工作的中学也有一个在线学校。 看起来线上教学一般，但线下教学课程却很多。 然而，在线学校的历史课程很少。 教研组组长看到我在外面还有一些副业，就没有给我“增加负担”，而是让给了“副业”较少的同事。
网校的学费比平日正常教学略高，但比课外辅导机构的一对一辅导和课堂教学要少很多。 我不太关心这种“吃力不讨好”且回报率低的副业。
如今，在线教学的形式越来越多，包括VX公众号、直播、VX群、专业APP等。这个行业可能在PC端和线下正在萎缩，但在移动端却越来越大。
还有一种课外辅导的形式，就是直接去课外辅导机构上课。
它原本是一家课外辅导机构，为高考落榜的学生开设的复习班。 后来出现了复习学校和租用各种教室的补习班，后来演变成了专业的课后辅导机构。 比如巨人学校和学而思都设有中小学课外辅导板块。
随着专业性越来越强烈，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知名校外辅导机构为教师提供的学费也随之增加。 每课时150-300元可能是起步价。
教委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到这些机构补课，但实践中这种禁令屡禁不止。 即使聘请不到在职教师，有条件的课外辅导机构也会培养自己的教师。 这些教师在此类机构全职任职，持有教师资格证书，教学水平可能不低于一线教师。 他们只是没有机会参与出题、批改和集体教研，而且所服务的学生队伍也不稳定。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组织，但我有同学和朋友在其中工作。 工作日，他们备课、开会、培训，轮流休息； 在我们休息日，他们全天候上课，非常忙碌。 工资大致相当于私立教育机构的常任教师，普遍高于公立学校的在职教师。 但有绩效压力，工作稳定性不如公立学校教师。
如何看待这些课外辅导？
我认为，首先是有市场需求。
俗话说，十个手指并不都是一样的。 同样，在课堂上听课时，总有一些学生理解力强，也有一些学生理解力弱。 优秀的学生课堂上不够，需要课外辅导来加强和提高； 基础薄弱的学生在课堂上听不懂，需要课外辅导来弥补和指导。 所以老师可以干什么副业赚钱，课外辅导不能一棒子打死，也不能打死。
其次，一线在职教师有提供课外辅导的内在动力。
这既涉及到家庭收入的压力。 毕竟公立学校工资不高，以此为基础买房不太现实。 还有提高自己教学技能的内在动力。
毕竟课堂教学比较死板，必须遵循大纲，重复性强，按部就班。 课外辅导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形式更加灵活多样。 也为一线教师提供了尽快成长的培训机会。
教师和医生一样，必须面对个体客户。 医生的客户是病人，老师的客户是学生。 教学和医疗一样，是一个周期性行业，但也需要一对一解决问题。 这是一项熟练的贸易。
然而，在课堂上，老师要面对几十、几百名学生。 如果他们不是班主任，很难在短时间内认出所有的名字和正确的数字，更不用说了解学生的个人情况了。 一对一的时间在课堂上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课外补课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及其需求，从而不断优化教学计划和教学习惯。
正是因为家长、学生有需求，老师有动力，课外辅导市场才有商机。 这也使得课外辅导机构的火爆成为必然。
然而，凡事都有一个限度，太多是永远不够的。 当课外辅导机构给出的学位和分数成为优质公立学校录取的参考指标时，那么课外辅导的概念就完全被误解了。
原本用于强化学习能力和教学技能的课外辅导，已经沦为急功近利追求高等教育的工具。 在这个市场上，难免鱼龙混杂，难免让家长摸不着头脑，让学生叫苦不迭。
现实中，公立学校为减负做了大量工作，但其减负的“负担”全都转嫁给了社会，并被课外辅导机构夺走了。 最终家长和孩子都损失了金钱和时间，学习效果也未必好。
基础教育确实有病，而且病并不严重。 每一次“改革”，都会越来越乱，越改，越显得不一样，越改，人非议就越多。
体制机制的病态，迫使相当一部分名校教师转副业为主业，把主业变成了“黑夜”。 为了全身心投入周末的课外辅导，他们甚至要求教务部的工作人员不要给他们安排周一的课程，以保证周一能够睡个懒觉，好好休息。
利用正常上课时间，满足周末课外辅导的全部能力。 这主要不是老师的错。 归根结底，都是顶层设计的错。
要改变这一切，必须从基础教育的顶层设计开始。
比如，要加强高考的权威性和高考科目的稳定性，不要年年更换。
比如，大幅提高一线教师的工资，强化教师作为学校教育主体的社会地位，不让他们因收入低而被迫打副业。
例如，课外辅导机构的学位、成绩将不再作为学生升小学、升初中的参考指标，采取更加科学、公平的考核录取办法。 。
比如，校外辅导机构的中小学板块被压缩甚至切断，中小学、幼儿园教育脱离教育产业化阵营，成为***补贴的公益部门。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有创造力的。 通过改革开放，可以提高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党风廉政。 我相信他们也可以改善教育。
希望教师的副业不再只是谋生的手段，不再只是填饱钱包的选择，不再只是家长鼓励和紧急求医的对象，不再只是一个学生承受的负担，而不仅仅是学生承受的负担。 它不再只是一些课外辅导机构的摇钱树，而是提高教师综合素质的载体，帮助学生又好又快成长的工具。
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